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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9日，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某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给困难居民送菜上门。（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13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安吉拉觉得自己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独自负责着八个社区里八十多户共179人的一日三餐供给。

“我上班几个月，从没遇过一例死亡。那一天忽然来了，第二天有人来，第三天又有人来，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点不是滋味了。”

“他们一般都不开口。武汉这些老人特别善良，不想给人家增添太多麻烦。”橘子知道，一旦老人开口，通常事情已经很紧急了。

安吉拉家里“养”了两个孩子，都是在疫情中陷入困境，被他“捡回来”的。

第一个孩子10岁。2020年2月8日，安吉拉上他家时，他一个人在家，还戴着口罩。男孩说，妈妈出门看病，过几天回来。家里放着泡面和零食。孩子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告诉安吉拉，自己在火神山医院，情况不乐观，拜托他帮忙照顾孩子。

第二个孩子11岁。前段时间奶奶因病离世，其他亲人都不在身边，暂时由社区里一位大爷在照顾。安吉拉2月9日得知情况，也将他带回了家。

“能想到吗，空城禁行，瘟疫就在空气里，有人还在为陌生人奔波。”网友熊小默在微博感叹，武汉前线有民间志愿者组织起来照顾独居老人和孤儿，自己随份子凑了点油盐钱。1991年出生的安吉拉正是他提到的志愿者之一。

安吉拉是网名，他说圈子里以网名相称，彼此知道是谁。出于尊重，南方周末记者均采用志愿者的网名。

采访中断了一次，安吉拉下楼取物资，然后给两个孩子做晚饭。

他看向窗外，挨家挨户灯都是亮的，外面却空无一人，像是在电影大片现场。他觉得自己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独自负责着八个社区里八十多户共179人的一日三餐供给。

他不知道，武汉这座特大城市里还有另一些人同他一样，正在帮助疫情中最无力自救的人——独居老人和孩子。

“送货上门”

安吉拉帮助的大多是“老人社区”，都是武昌区低矮的楼梯房。

行动之初，他带着朋友们挨户敲门，想统计一下有多少困难户。

“困难”的标准被他放宽，家中有老人、没有年轻人的，都会被算在名单之中。一天跑下来，一百多户中有八十多户都符合标准。

老人们不敢出门，家中余粮渐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们都在等着安吉拉“送货上门”。

武汉封城后，物价波动，大白菜、猪肉价格都涨了。物资也缺，汤圆、饺子、面条都空了，84消毒液、酒精和口罩更难买到。

感叹物资短缺的不仅是安吉拉，还有社区基层工作者刘安安。

早上七点，刘安安出门买菜，将西红柿、胡萝卜、白菜、韭菜等称重，分成四十余份，一一包好。她要将这些蔬菜和牛奶，送到社区四十余位独居、空巢和鳏寡老人门口。

刘安安和同事们在农历年末统计出这些老人名单，当中很多家庭条件不好，少数住在面积只有一二十平米的老平房，还是公用卫生间。但那时，她还没做出任何行动，突如其来的疫情砸下来太多任务。

她所在的社区有七八千人，对应着12名工作人员，3人发烧没上班，两个在50岁以上，还有一个残疾人，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他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解释，“接电话接得都想死”。

社区每天有4个名额，可以转去方舱医院治疗。每栋楼几乎都有发热的人，打通电话，就带着哭腔要求加急。但更着急的反而不是患者及家属，而是那些担心自己被感染的健康住户，“每天不断有人打电话问，怎么他们这栋楼的人还没送走。”

刘安安从早忙到晚，在单元门上贴告示，给社区主干道消毒，拿着喇叭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对实质帮助老人有心无力。

直到她看见一篇微信推送，关于疫区的老年人。她在下面留了言，寻求帮助。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刘安安说，有一个老人在家里死了，家属过来开死亡证明。“我上班几个月，从没遇过一例死亡。那一天忽然来了，第二天有人来，第三天又有人来，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点不是滋味了。”

刘安安开了好几天死亡证明，这些在家死亡的老人没做CT和核酸检测，不属于新冠肺炎病人。

在这个七八千人的社区中，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确诊患者、CT检测肺部呈磨玻璃状的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三类加起来约百人。社区病人大多在六七十岁以上，最年轻的39岁。

“家里妈妈先得病，儿子媳妇慢慢都得了，最后一家人全部感染。”刘安安说。

“加班找工作”

自媒体人赫兹想找疫区老人们做个选题。

有一天早上，他听到母亲和外婆吵了一架，外婆要出去，母亲坚决不让。那个瞬间他突然想，不能出门的武汉老人大概也有同样的场景。

采访中，他听到了很多故事。

有老人起得很早，怕打扰孩子们休息，电视不敢开得很大声，屏幕闪烁，坐在沙发上发呆。还有两个老人，儿子在国外，无法归家，每天在阳台上晒着一排口罩。

他将这些都写了下来。渐渐地，不断有人找来，想要做点什么。刘安安也看到了，给他看了自己的工作证件、劳工合同。

他们商量着，发布了一则招募信息，招给老人送菜和打电话的人。

55岁的橘子在朋友圈看见了招募信息，她想，自己反正退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尽一份力。

打电话的志愿者总共有五位，每人负责10个老人，如无特殊需求，隔两天打一次。在与刘安安进行了一番恳谈后，橘子得到三个老人的电话，并被要求不能外泄。

一位杜姓老人告诉橘子，自己的儿媳妇是医生，一直上班没回家，孙子10岁，儿子在照顾孙子，她很担心，边说边流泪。聊到后来，杜奶奶拜托橘子买些汤圆。过了十多分钟，又打电话问，能不能再买些瘦肉、青椒和豆腐干。

“他们一般都不开口。武汉这些老人特别善良，不想给人家增添太多麻烦。”橘子知道，一旦老人开口，通常事情已经很紧急了。她将情况反馈给刘安安，隔天再问，东西已经送到。

五十余人的志愿者群就这样诞生了。更多志愿者身处外地，负责在群里找物资、捐物资，尤其是口罩。

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一些志愿者给老人打电话，叮嘱他们不要出门，陪他们聊天，将老人的需求反馈到志愿者群，刘安安带着人去配送。

但真正行动遇到的阻力比想象中大。

有时候刘安安敲老人的门，对方一看人送东西，马上说自己家里还有菜，要她将东西送给更需要的人。她听到这些话时，心里蛮高兴的。但也有些人不理解，隔着门让刘安安快点走。她就将菜转送给了路上穿着荧光色衣服的保洁人员。

刘安安是个网格员，扣掉社保，每月工资两千多块钱。同事问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加班找工作。做社区工作，他们大多不敢回家。“每天接触那么多人，也担心会被感染，自己不知道，再传染给家里人。”

刘安安一个人住，65岁的父母离得不远，骑车10分钟能到。每天上班时，她会顺路将生活补给给父母拿过去。但东西，她只敢放在楼下，不敢送上楼。

她知道，与自己的父母情况相似，社区的老年人年纪大，抵抗能力弱，大多没有口罩，出门买东西容易被感染。这是她决定帮老人们买菜的原因之一。

赫兹将刘安安的超负荷工作看在眼里，“我们不是要成立民间组织，自己来做一件事，我们应该成为基层工作者的手跟脚。”

他想，如果这种模式可行，就写文章告诉大家。而关键是，要有一个如同刘安安般，愿意“加班找工作”的人。

基层工作者的苦恼

刘安安现在负责社区车辆调度，有四辆车和四个司机待命。这些车辆主要用来送医护人员上班，送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去医院开药，送肾衰竭病人做透析。

“今天司机跟我反映了，他说他不愿意接医护人员了。虽说他知道医护人员辛苦，但他也怕被感染。”一名医护人员在他车上，一边打电话跟妈妈哭，一边咳嗽。司机看在眼里，有点慌。

刘安安提起这件事颇为感慨，“医生比我们可怜，他们压力太大了，武汉蛮多医院防护不到位的，很多同事可能感染了，他们都怕。”

她还遇到过一名用车者，拜托司机将发热病人的物品送去医院。“她不在车上，家属都怕，叫我们司机去送。”

还有一次，一个婆婆哭着跟刘安安说，儿子在医院感染，已经死亡，“婆婆说我不想活了，就想去看我儿子最后一面。”刘安安心里难受，还是将这位密切接触者送到了医院。

发热人员由街道工作人员统一安排车辆接送，但车只有一辆，刘安安听说是由工作人员自家的皮卡车改装，他们叫它“敞篷车”。

没有病床，病人会找社区工作人员，骂他们不作为。刘安安觉得冤枉，按照工作流程，居民发热需向社区上报，社区再报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由街道安排就诊，由医生安排做CT与核酸测试，确诊后排队住院。

床位紧张，在家隔离的病人，都要坐“敞篷车”去医院打针。

为了保证司机安全，社区用车不接发热病人。刘安安明白，如果防护到位，他们估计不会那么害怕，但实际情况是，连口罩都需要自费购买，消毒液也只剩下一两瓶了。

她曾经和母亲说，“拿这么点钱做这种事情就是卖命了，真的不想做。”

母亲说，“你可以走，但你得把这段时间忙完，现在绝对不能逃避。”刘安安无奈调侃，父母都是国企退休老员工，思想作风“特别好”。

以前她自己在家开淘宝店。供应商不做了，她也就打算改行。附近一个社区在招网格员，这份工看起来舒服、离家近、有双休，2019年10月入职。

刘安安也不愿以真名示人。“我不想出名，也不想被领导问责。”她现在心里最不舒服的，是有的领导摆拍作秀，来拍了照就走了，前后待不到10分钟。

恐惧与责任

一些志愿者报名配送，后来又告诉刘安安，家里人不放心，还是不去了。更多的时候，司机将她送到楼下，安保陪她将东西拎上楼。

发热人数多的居民楼，贴着红色警示字牌。刘安安将东西送上楼，放在门口，远远地给老人拍个照，彼此不敢近距离接触。

有司机问，你们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刘安安答，有防护服，很薄的那种。

赫兹听了难过。他说，“大家就凭着那么一点点道德意识跟人道主义精神，做那么一点点事情。但面对现实，我们也会害怕。”

安吉拉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他其实不是武汉人，只是来武汉出差，封城之际，选择了留下，成为一名志愿者。“当时是我这个人的本能，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能走，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他想尽力救人。有些老小区根本没有物业，他就找附近小卖部的阿姨去问，哪里有低保户，谁家需要帮助。将零散的信息拼到一起。

老社区里，让他难受和恐惧的事很多，但看得多了，他开始有些麻痹，现在还顾不上担心自己的情绪。

安吉拉从1月20日晚开始行动，最开始是自己找货源，自己去拉，自己送去医院。在供货商处，他遇到了其他四个志愿者，三观一致，很聊得来，就组了一个志愿者小群。疫情前期，他们一直在帮忙购买、运输物资，送去各大医院。群里大多是90后，只有一位37岁，被安吉拉称作“大财主”，出资很多。

湖北物资渐少，他们叫人从安徽阜阳、合肥那边拉货，直到29日晚上，送货必经路被挖断了，车过不去，人也过不去，只得停止运送物资。

也正是从那以后，他们决定转去救助武汉城里的老人和孩子。后来，其他同伴渐渐停了下来，没钱、没心力，都累了。

采访邀约发出五天后，安吉拉才有时间接受连线采访。

前两天，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系他，承诺会将八十多户的每日菜品供应运至他处，由他负责分发，减少了物资采买这一步。他还联系各个社区，拜托愿意帮忙的工作人员，把菜送到老人门口，减轻了分发物资的任务量。

他打算将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

安吉拉联系过一家小区福利院，里面住着十几个孩子。疫情发生后，福利院做好防护，封闭起来，不再接收新的孩子。

10岁男孩有一个小姨，他打过电话去问，对方说自己和姐姐关系不好，自己不管，挂了电话。11岁男孩至今也不知道，奶奶已经不在人世。

两个小男孩捧着安吉拉的iPad上网课。而这个29岁的大男孩苦恼的是，等他们长大后，他该如何讲述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应受访对象要求，刘安安为化名，安吉拉、赫兹、橘子为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