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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凶猛,武汉患者的困境与希望 | 阻击NCP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我要活着,就要拼命地吃,只有吃饱了才能跟它(病毒)打仗”

1月28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旁的万科汉口传奇小区,街道工作人员正在接送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去往医院救治  图 / 陈卓

在我们对数十位武汉市民的连线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说,钟南山的出现敲响了他们心中的第一个警钟。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中告诉全国人民:新冠病毒会人传人,并且已有15个医护人员感染。

此后的20多天,武汉经历了封城,限行,建造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等,确诊人数升至一万六千多,各地的医疗力量和物资都向武汉集结。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数十位武汉新冠肺炎患者,试图讲述他们在警钟敲响后所经历的困境与希望。

不知情的患者

对武汉人来说,华南海鲜市场的东西实惠。这里曾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不仅卖海鲜,还售卖野生动物,比如活果子狸、活狼崽和活竹鼠。

2019年12月下旬,汪晓文的爷爷骑了30分钟的电动车,去那儿买了一袋基围虾。吃完基围虾,汪爷爷不声不响地度过了二十多天,然后在1月19日清晨告诉家人:自己感冒严重,吃了一个星期的感康都不见好转,身子骨有点酥。

汪晓文曾经按下的疑虑都在这天爆发。他给爷爷测了体温,38.5℃。当晚,医院的CT显示,爷爷的肺部如被白絮填满。这是俗称的“大白肺”,肺部因感染而出现纤维化病变。病变一旦发生,病人的肺部各组织将逐渐硬化,呼吸困难,甚至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十天后,汪晓文的爷爷,那个家中最沉默寡言,却会夸晓文文身好看,善做晓文最爱的藕带、红烧肉的亲人,因“病毒性肺炎”离世。

虽然未被确诊,但汪晓文知道爷爷患上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的存在于12月下旬以小道消息流传,并在月末得到证实:12月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通报,确认近期部分医疗机构接诊有27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当日,华南海鲜市场被多名身穿防护服、背着喷雾器的防疫人员消毒,随后休市整顿。

此后直到钟南山宣布有人传人前的20天里,武汉民众并没有像17年前对待SARS那样: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及时就医。他们从政府通报那里知道的信息是:“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疫情程度有限”、“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2020年1月4日,46岁的中学教师王佳因发烧去医院就诊,医生看了CT,要求他进入感染科住院。王佳不肯,说还得上班,你给我打两针吧。可由于他前日喝了一两白酒,消炎针也不能打。

医生没留住王佳,他又回学校给学生上了一周课。一周里,王佳间断发烧、头晕。那周五他在教室排桌子,46张桌子他数了三遍才数清。晚上照例聚餐时,他反胃、头晕,提前退席去看发热门诊,次日住院。

医生没有告诉王佳他到底生了什么病,只同他说肺受伤了,必须住院,他的病历上也写着“病毒性肺炎”。

早在1月上旬,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发现了“病毒性肺炎”的不同寻常。《南方人物周刊》早前报道,1月初,武汉已有多家医院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人;1月中旬,急诊门诊出现的发热病人增多,疑似病例多以“病毒性肺炎”和“斑片状感染病灶”收治。虽无法全院上调防护等级,但发热病房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穿上防护服。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吕小红实名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指出该院1月3日进行了病毒性肺炎培训,1月10日该院的急诊已经超负荷,呼吸科病房满员。《财新周刊》的报道则指出,湖北省新华医院自1月3日起,接诊的“病毒性肺炎”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

另一边,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已经从十天前收集到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则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病毒,该中心上报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五天后,中国疾控中心向全世界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突然的炎症风暴

王佳住院的同一日,65岁的刘睿去同济医院看发热门诊。她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连日“有时低烧有时高烧、头痛,像抽筋一样痛”,先在1月6日去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就诊,诊断结果为病毒性感冒,再是8日去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进行头部CT扫描,未能发现头痛的原因。直到11日前往同济医院,当天她体温升至39.8℃,由急诊转入发热门诊。

刘睿收到的医嘱是建议留院观察,但同济医院没有床位收纳住院。此后两天,她往返家与同济医院,每日打消炎针。1月12日,她在医院拍了两张照片发给家人,照片上的医护人员全副武装:防护服、护目镜还有手套口罩。她没见过这番情形,感到有些害怕。

1月13日,刘睿入住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那天她吃了乐松片,一种比布洛芬更强效的退烧消炎药,体温立刻降了两度。刘睿度过了平稳的一夜,第二天自己下床走动、洗漱,吃了豆沙包和皮蛋瘦肉粥。

情况在14日中午急转直下,刘睿突然意识模糊,语言不清。当时病房里没有给每个病人配血氧仪,这意味着如果病人突然缺氧,医生可能无法及时发现。而一段时间的缺氧,将会对体内各个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刘睿很快陷入昏迷,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纤维化,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家属问医生,刘睿是不是“那个肺炎”,医生说“很有可能”。家属再问能确定么?医生说没法给出检测结果,医院得申请采样,等待试剂盒,再层层上报。

上海第一位援鄂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新冠肺炎的病患常常早期发病并不凶险,但后期会突然加速,体内启动炎症风暴,进入一种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状态。

此后,刘睿被转入传染科,传染科告诉家属,情况很不好,是否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博一把。刘睿的丈夫当即签署。

医院劝刘睿的丈夫回去休息一下,有情况会通知。丈夫犹豫半晌,决定出去吃个饭。他走出医院,坐上地铁,刚过一站,医院来电,“人已经不行了,赶快回来。”

他折回医院时,妻子已经去世。死亡通知书显示,因“重症肺炎引起的呼吸循环衰竭”,刘睿病逝于1月15日晚7时10分。

15日中午,丈夫抱着刘睿上救护车去转病房——那时候刘睿昏迷,身体发烫。再见时,就是他隔着传染科病房的窗户看了妻子最后一眼:和抱上救护车时一样,身下垫着护理垫,身上盖着棉外套。

家属揪着医生问到底是不是“那个肺炎”,医生的回答如前:高度疑似,“这个病很凶险,我们也有同事感染了。”

十天后,刘睿的儿媳经新型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检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确诊之难

钟南山敲响警钟三日后,武汉暂停市内外交通,正式“封城”。武汉多家医院涌入大量发热患者,网络上关于新冠肺炎的求助信息亦陡然增多。

陈琳是最早一批在微博求助的人。他的父亲从1月15日起连日发烧、乏力、没有食欲——许多新冠肺炎患者都描述患病后会失去嗅觉和味觉,CT显示双肺磨玻璃影。他辗转多家医院都找不到床位,父亲症状无改善。1月22日,他在微博上求助如何才能确诊。

网上的求助信息令人心碎,这其中大多数是恳求确诊和医院收治。一位77岁的老人说,女儿已经因感染去世,自己与72岁的妻子、13岁的孙女都已感染,恳求给13岁的孩子确诊,安排一个床位;59岁的刘强病情恶化,被120送去协和医院门诊吸氧输液,在没有空调的大厅坐了一个晚上,即使确诊也等不到床位;还有一家四口人感染,五天内去世两人,另外两个因为未能确诊,也不敢回家,只能在医院附近住宾馆。

确诊之难是新冠肺炎患者最先面对的困境。多位新冠肺炎患者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即使他们的CT显示已经感染甚至纤维化病变、医生告诉他们“就是了”,他们依然无法通过核酸试剂盒确诊——唯有确诊才可能开始排床位,确诊后危重病患则更可能进入重症病房。

确诊之难首先源于缺少试剂盒。在《南方人物周刊》1月24日的报道中,一位武汉的试剂盒代理商解释说,由于春节假期,多数工人回家,封城后调货也进不去。“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国家供应的,其实它是按照市场采购流程走的,厂商自己要想办法完成配送。”

其次是检测程序一度冗长。武汉市卫健委曾规定,唯有经过预检分诊、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影像检查等步骤确认的疑似病例,才能由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转运至市疾控中心,再转运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最终才能确诊。情况在1月26日好转,武汉市两家疾控机构、九家医院和两家专业机构合计13个单位获批开展新冠肺炎病原学检测,病毒核酸日检测量可达两千份。次日,核酸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直供大部分三甲医院。也是从那天起,武汉市新冠肺炎的单日确诊人数从百人增至千人上下。

另外,核酸检测的结果可能错过真正的患者。湖北省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谭伟告诉《南方周末》,根据其临床经验,他认为CT结果非常符合新冠肺炎但核酸检测为阴性的病例大约占30%到40%。2月5日起,国家卫建委建议湖北省内将CT影像检查作为临床诊断的主要依据,但核酸检测依然是确诊的唯一标准。

封城了

封城第一日,老刘发烧了。他已经感冒三天,去家附近的非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开过三瓶抗生素。挂到第二瓶时,他手抖、腹泻,说不清这是挂水的反应,还是新冠肺炎的症状。

武汉市内的公共交通和网约车已经全部停摆。凌晨1点多,他和老伴走路一个小时去医院,那是平时只需要15分钟的路程。医院不收发热病患,老刘又走了一小时,走到了红十字会医院。

凌晨3点多,红十字会医院的队伍排到医院外,老刘排了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看上病。他和老伴轮流坐着,总要留一个人在队伍里。这队伍里,突然就会有老人坚持不住突然倒地。医生开了消炎针,老刘又排了六个小时,打上了针。后来等到了一个好心的出租司机,带他们回家。

那天是1月24日,大年三十,老刘没食欲,只能吃稀饭。他对老伴说,我是病人,但你还是健康的,你要多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第二天他又去红十字会医院,没法做核酸检测,只能拍个CT,检测血液。“基本可以确诊了,”医生说。那天他从医院出来,同老伴交代,如果以后没了他的退休金,就空一个家里的房间租出去,给生活上增加点收入。他又说到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到女儿结婚。他手颤、腹泻、咳血,老伴几乎要给医生跪下,医生说你跪下来求我也没有用,我甚至要跪下来求你,因为就是没有床位,收治不了。

1月26日清晨,老刘让老伴煮点稀饭,煮稀一些,好入口。可坐上饭桌,老刘拿不稳勺,老伴看他眼神不聚焦,急得不行。老伴打了社区电话,社区车不敢接送重症病人去发热门诊,又打了120,120说我没办法帮你联系医生,只能把你送到医院。

老刘被抬上120担架时,老伴说别折磨他了,放下来吧。120当场抢救,终归无效。

老刘耳朵不好,从不给女儿打电话。因为感冒独自去医院的1月21日,他或许是有了预感,又或许是医生同他说了什么,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第一次没接通,他又拨了一次。

女儿曾经以为老刘打错了电话,但后来一直在想,父亲一定就是想给她打个电话,听一下她的声音。“但是我没接到。”她说。父亲去世那天,武汉的封城规定更加严苛,私家车亦被禁行,她求来了一辆车赶回家。在10小时后,她们等来了社区医院唯一的医生来家消毒。

女儿对着床上的老刘说:“爸爸我爱你。”说完这话,母女用三层床单将老刘裹好,等待殡仪馆来人。殡仪馆接走老刘时,老伴一直在哭,扯着嗓子喊,都是自己没能力,没能保护好老刘。

老刘走后,老伴一个人在家隔离。她不缺吃的,因为冰箱里塞得满当当,她本打算过个好年。她不相信老刘已经走了,她总觉得,老刘只是出去遛弯,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对于武汉人来说,“封城”的消息不是警钟,而是晴天霹雳,一位33岁的姑娘小苏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谈及封城,哭着问记者:武汉是不是被放弃了?“人家都说壮士断腕,我们是不是那个腕?”

武汉没有被放弃。钟鸣就是在封城这天抵达武汉。他在第二天接手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一个重症病区。两周后,钟鸣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金银潭重症病区的死亡率已经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根据《财新周刊》的报道,钟鸣初到金银潭医院时,重症病区的死亡率最高达30%到40%。

也是从封城开始,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陆续抵达武汉,进驻包括方舱医院在内的数十家定点收治发热病患的武汉医院。《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多位身处武汉疫情一线的医疗专家都认为,武汉目前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企,主要是由于救治力量不足,而这一局面已经得到改善。截至2月10日,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已达一万六千余人。国内外的物资也都在运往湖北,截至2月5日,仅铁路就累计运输保障物资29845吨;邮政车则开了5.2万班次,累计运送防疫物资1788.3吨。

床位紧张

1月27日,武汉市内禁行私家车的第二天,社区派了一辆救护车来接于志远的岳父。岳父反复发烧、呼吸困难、食不下咽,被武汉市七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救护车只带走了岳父,不允许家人陪同,家里人互相安慰:这一定是医院有了床位。

19个小时后,于志远接到了岳父电话:你来接一下我。

岳父在医院大厅坐了一整晚。医生同他说“现在没有药了,你若想留在这里,我们给你发个住院证明。你可以坐在这儿,但没有床给你睡。”岳父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说你别慌,等一下,再等一下。他是个想活命的老实人,就坐在医院,等了一夜又一天。

岳父平时话不多,生病后话更少,有一次讲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得肺结核险些病死的经历,又说到现在得这个病,好像多活了二十多年,但还是害怕。

一位来自“NCP生命支援”的志愿者说,武汉肺炎的求助从1月30日起增量加剧。求助确诊的人数逐渐下降,更多还是需要医院床位。

“床位紧张。”这是绝大部分住不上院的求医者从医生那边得到的回复,这些求医者有呼吸困难、腹泻不止的董永进;女儿因感染去世,为13岁单肺感染的小孙女担忧的刘立;全身无力、进食困难的王松清;发烧呕吐、咳嗽胸闷又昏迷一天的熊昌秀和陶和平……

1月22日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于志远带岳父求医的第一天,他们进一家出一家,如此反复了八家医院。站着排队,前面有人“站着站着就倒地上”。

于志远看到一位患者家属为住不上院哭,他也为岳父住不上院而生气。他和医生闹脾气,就坐那儿不走,谁叫他走都不动。坐着也坐不来床位,“后来我想算了,医生也没办法,就自己这样想。”于志远说。他带着岳父,徒劳而返。

于志远岳父在医院奔波途中休息  图/受访者提供

无法住院的人只能在门诊接受治疗。我们打通万久雄的电话时他正跑到门诊外面的空地上透气。里面太闷了,他几乎要出汗。门诊室里一二百号人,空调打得强,“呼气、挂水、吃饭也在里面”,混杂的味道已经压过了消毒水的味道。

下午3点,天气还不错,空地上有人在晒太阳,还有人坐在汽车后座,把吊瓶挂在车门外输液。

万久雄的父母还在发热门诊,母亲已经确诊,需要24小时吸氧,父亲高度疑似,双肺感染。因为没有床位,父母只好整日整夜地坐在门诊吸氧输液,累了就在硬椅子上躺一会儿。

一家三口就这样在门诊住了三天。白天万久雄给父母排队拿药配药,晚上坐在车里休息一会儿,他都不敢躺到后排座位上,怕睡着了听不到母亲给他打电话。

这三天来唯一的好消息是,母亲接到一个来自区政府的电话,对方称金银潭医院有了床位,第二天能入住。母亲舒心了些,甚至同万久雄讲想喝碗鸡汤。医院附近的餐饮几乎全部关门,万久雄在外卖软件上找到一家,自己跑去取。

那天凌晨1点,万久雄居然处理完了所有事情,三天来头一次回家躺了会。父母依然留在门诊,母亲需要24小时吸氧。

第二天他等了很久,又回拨那个号码,对方称没有这回事,他一下子心灰意冷。

从数据上看,病床曾经是够的。国家卫健委表示,到1月27日,武汉最早的两家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开放床位约800张,第二批、第三批共征用了武汉21家中小型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开放床位约6000张,当时武汉市的累计确诊人数是698例。

可从2月2日开始,武汉市确诊人数每日都超过一千。当日紧急征用的第四批、第五批医疗机构,合计提供床位不过两千余张。

截至2月8日,算上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已投入使用的床位三百余张和已经建成的三座方舱医院最多能够开放的4000张轻症病床,武汉市的床位达到13100张左右。但当日武汉市的累计确诊已达14982例,减去治愈和死亡的数量,至少有13496个确诊病例和大量大概率将会确诊的疑似病例亟待诊治。

情况正在好转。火神山和雷神山完全投入使用后,提供的床位将是目前开放数量的八倍,而即将在汉阳、江岸、硚口等城区建造的八所方舱医院,也将提供约万张床位。而到那时,床位紧张的状况将得到缓解。

2月10日凌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看到一个日常唉声叹气的志愿者群中发出欢呼声:“我本来要眯眼了,突然一个案主和我说她得以住院了,泪奔”;“我这边跟进的一个案主家中四名患者昨天和今天陆续全部入院了”;“哇!我今天也有两个认识的患者入院了!”

居家之困

小苏在十天里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和许多家庭一样,小苏母亲坚称自己只是洗澡受凉带来了感冒发烧,去医院挂水,不见好转。1月21日,CT显示母亲感染了病毒性肺炎;1月24日呼吸困难,母亲入院;1月28日,母亲跟着去世。

小苏无法给出母亲最后十天的生活细节。那十天里,母亲多数时间都在居家隔离。小苏没有回家,只有父亲在照顾母亲。

母亲入院当天,父亲也表现出疑似症状,血氧持续偏低。从那天起,小苏开始数日历,数了一天又一天。对多数病人而言,新冠肺炎三周定生死,只要熬过三周,小苏的父亲就能活下去。

她带着父亲去挂水,挂了四天,烧退了,血氧却越来越低。这个糟糕的信号迫使她更加急切地为父亲寻找入院的可能。

日子数到第十天,父亲住进了一家第三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这曾经是一家民营的校医院。

第十二天,小苏发烧。她给父亲送免疫球蛋白,父亲睡着了,她得以站在病房门外看了父亲一会儿——她不敢在医院露面,害怕父亲担心。

第十三天,父亲情况恶化,抱着收拾好的行李问她:还有多久可以转院?第十五天,2月8日,父亲等来转院,当晚因呼吸衰竭去世。第十七天,小苏因感染新冠肺炎入院。

1月下旬,囿于紧缺的床位和大量被认为疑似的未确诊病患,居家隔离成为多数患者的无奈之举。

武汉的确诊病例在进入2月后以日均两千的速度增长。这其中,因为居家隔离而产生的聚集性病例不断增多。

并非没有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自愈的案例。一位丈夫、儿子、女儿都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女士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通过去医院打针,患者躲在房间不出门,全家人戴口罩和高蛋白的营养补给,家中三人均自愈。

56岁的李桂桦没有这么幸运。她心中笃定自己“中奖了”,染上了那个“不知道什么鬼的病”。她戴了16天的口罩,失去了味觉与嗅觉,却逼着自己每天都吃下牛肉或者鱼肉。“我要活着,就要拼命地吃,只有吃饱了才能跟它(病毒)打仗。”李桂桦说。

李桂桦后来的核酸检测转阴。但即使她连睡觉都戴着口罩,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女儿和丈夫依然接连被她传染。

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明确向《南方人物周刊》指出:居家隔离非常危险。“一个人得病,关在房间里,家人来看,即使戴着口罩,也可能因不小心的接触就被感染,所以就有聚集性病例的出现。另外家里没有医疗条件,没有专业人员的观察,往往出现问题都是很重的,很难抢救,甚至是死亡。”

社区承压

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患者都提起过社区,也几乎都抱怨过。熊易为了照顾刚生产的被感染的妻子,与她住在同一个病房。很快他也出现发烧症状,浑身发冷,然后又发热,但不出汗。有一次他起床吃过一次药准备继续睡觉,突然一阵心慌,心跳越来越快,一直喘不过气来。直到医生来的时候,药全吐了出来。

他不想影响妻子,打算去最近正在建的方舱医院,但是打电话给社区,对方也说不清怎么办。

社区像整个系统中的神经末梢,承受了来自基层的焦虑和压力。一位在武汉一个街道办上班的基层工作人员在豆瓣网站上传了她的通话记录截图,晚上7点55分之后一个小时内,她一共接听和拨打了22通电话。除了去医院要寻求社区帮助,疫区居民的所有事情几乎都与社区相关:争取核酸检测名额、住院、上门消毒、送菜……

但社区的物资和人手无法应对如此突发的大规模疫情,没有经验也没有权限。在武昌宝安社区,七个工作人员需要应对3885户住户的疫情排查,工作人员要对所在片区的患者进行登记,上门了解情况,提供帮助。有些社区服务中心60人只有一套防护服,因为接触患者,工作人员都不敢回家,担心将病毒带回家里,而社区工作人员对疫情的了解也不比居民更多。

2月2日,社区突然收到了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十号通告,自通告之日起,在前期定点隔离和居家隔离基础上,对全市经发热门诊诊断有肺炎症状的发热病人和新冠肺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由各区安排车辆分别送至区集中隔离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治疗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

“十号令”下达的第二天,汪晓文收到社区通知,说到定点收治的酒店可能可以安排核酸检测。他收拾了衣物和药,和爸爸、奶奶、妈妈一起出门。奶奶因为有中风症状腿脚不好,他半背半扶,三公里的路走了一个小时。酒店门口聚集了不少人,“很多人在排队,还是只能靠先到先得。即使门口的一些相关人员说了,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医生和护士,也没有暖气,依然有很多人在排队。”

汪晓文的父亲排到了最后一个名额,而奶奶因为上了年纪没人照顾而没有被收治。他们在酒店门口和父亲告别,之后只能通过电话保持联系。从电话里他得知了隔离点确实没有任何药物和医护,因为是中央空调不能开关,房间寒冷,但不让家属送加热设备。

有一回他给父亲打电话,询问关于检测、食物之类的情况,电话那头已经吐字不清,隔很久才回复他,还可以。后来他才从父亲的电话里得知他在隔离点四天里发烧到38.4度。

爷爷去世后,在医院的遗物是汪晓文一个人去收拾的。奶奶和父亲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爷爷的病在家里传开了,他们一个在家隔离,一个在酒店隔离。有一段时间汪晓文如果出门,会在外面坐半个小时,人很少,他就坐着发会呆。年前回武汉他做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自己得病,但现状似乎坏得超出了他的准备。

“应收尽收”

“应收尽收”,是自1月26日以来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高频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分级分类诊疗筛查,发热病人先到社区医院就诊,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进入酒店等地定点隔离,确诊的轻症患者进入方舱等治疗点,确诊的危重症患者预约定点医院诊疗。以此分类举措,所有潜在的新冠肺炎传染者,都将被集中隔离收治。

截至2月10日,武汉已经有1242人治愈出院。王佳,前述1月4日住进医院的确诊患者,在2月6日离开定点医院,转入社区医院观察,不日也将出院。他在医院得到了平稳治疗,目睹同病房的68岁老太太日渐康复,还连唱带跳地参与了一个远程唱歌活动。

住院的二十多天里,他换不同的人发微信,或是玩新下载的“雷霆战机”打发时间。病情转好的标志是他想吃东西了,让妻子熬白粥,炖鸡汤,然后自己走了三百米去医院食堂吃饭。

体重掉了十斤,他迫不及待地试图自主寻求恢复肺功能。2月2日,他做了20个45度俯卧撑,20个高抬腿,20个徒手深蹲,第二天锻炼量翻倍,做完没有开口呼吸,比前一天更好了些。出院那天,除了深蹲和俯卧撑,他还慢跑了一千两百米——在病床到病房门口之间,折返了240次。

“回不到以前了,但比个正常人应该没问题。”在电话里,他的声音爽朗又有力。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王佳、刘睿、小苏、李桂桦、老刘为化名。感谢实习记者熊方萍、曹彦、杜莉华对本文的帮助,感谢速记师苍茜、钟静、王素华的无偿速记整理)